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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子论文]气候传播中《人民日报》的角色定位【2】

2021-09-13 

 

 

  如图6,在《人民日报》95篇以PM2.5为报道主体、能体现PM2.5媒介形象的文章中,笔者共统计出406个消息来源:主要是党政机关,高达245个,占60.3%;其次是53个来自专家学者的消息占13.1%,不及党政机关的21.7%。来自普通市民、其他媒体、社会团体和网友的消息,总共也占14.5%。

  根据消息源的分布情况,党政机关仍然是发声的主体,且大于其他各项总和。但是PM2.5作为复杂的新事物,还需要更多来自专家学者的专业解读。同时针对大气污染,需要多方面力量的协同努力,政府、媒体与NGO是当前参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最为重要的三大主体 。所以应该适当提高其他方面的消息来源,以期凸显社会公众协同应对环境问题。

  分析《人民日报》在95篇以PM2.5为报道主体的文章中构建的题材,笔者发现,如图7,通过科普形式介绍PM2.5的含义、高发时间等基本定义,以及数据监测情况分别占25.3%、56.8%;说明PM2.5产生的原因,如自然原因、尾气排放、城市施工、燃煤取暖、工业污染、烟花爆竹等因素的文章也分别占到了10.5%、21.1%、9.5%、11.6%、17.9%、8.4%;另外,11.6%的报道中也提及PM2.5问题可能产生的影响。各方反应方面,政策实施、各界看法分别为48.4%、47.4%,而仅有17.9%的报道涉及普通受众在应对问题时可以采取的措施。

  同时,笔者纵向观察题材类型,除了数据个数之外,也注重不同时间段每个类型的比例变化。根据编码结果可以得出每年各类型占当年类型的比例。例如类型A在Y年提到了n1次,类型B在Y年提到了n2次,以此类推。那么类型A占当年比重的计算结果为:

  据此,将每年的类型总分设置为100分(因为位数保留问题,有存在些许误差),所以类型A的最终得分为a X 100。如图8,笔者得出三个划分时间段每个类型的得分分别为:

  根据以上结果,将上述数据进行卡方检验,来探究三个时段之内的类型变化是否显著,笔者得到的数据如图9所示:

  据卡方检验的结果,笔者认为2011年及以前的类型分布与2012年和2013年上半年的类型分布呈现了明显的变化,而2012年和2013年上半年两者的类型比较中,可以认为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因此,可以发现,发生比较明显变化的类型是基本定义、产生原因,而各方反应有下降趋势。通过前文对题材类型的纵向分析和相应的卡方数据检验,笔者可描绘出《人民日报》在类型结构的选择上,由初期各方不同的,甚至可认为是目的不明确的反应,逐渐转而去探讨问题产生的原因,对PM2.5这个问题,由表象的慌乱转向理性的思考。在内容上,由单一走向多元。

  媒体通过引入和设置气候变化议题,告诉和影响人们去“想什么”。《人民日报》通过不断增多的报道量和对版面语言的巧妙运用,把受众的关心和注意力引导到PM2.5问题上来。

  首先,在2002年4月15日《全国政协组织专题调研,考察北京大气环境质量》中就首次提及PM2.5,试图将相关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也使大众注意到大气环境中PM2.5这一指标。2003年1月17日,《较量:在汽车与环境之间》,《人民日报》首次定义PM2.5:“直径等于或小于2.5微米的细微颗粒物。”

  通过设置政策实施到多元的产生原因,影响其他媒体,比如2012年7月2日《山西日报》第一次提到PM2.5的报道中,以广州汽车限购为主体,体现设置前期的政策方向,而后在2013年初才分析产生原因,大致题材类型转变与《人民日报》一致。

  同时促使政府、社会组织和公众认识到PM2.5问题对人类生产生活乃至生存发展造成的影响,并采取相应的应对策略及措施。

  气候变化问题属于科学知识,但又与每个普通受众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因此,媒体在传播中要运用多样化的手段建构PM2.5知识的报道框架,让普通受众了解相关问题,明确在问题的解决中应采取何种态度与行为。

  首先,在以PM2.5为报道主体的文章中,《人民日报》主要从PM2.5的基本情况、数据监测、产生原因、影响体现等方面进行多角度的报道。此类告知性的传播内容,对保障受众对PM2.5的知情权有重要作用。

  不仅如此,有18%的报道向普通受众提出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应对PM2.5的报道,如渐少外出活动、少开窗、出行戴口罩等防护措施。这类知识的建构有利于服务和引导受众,提高受众的应对能力。

  另外,在不是以PM2.5为主要报道对象的文章中,也有不少文章使受众更深层次的认识和理解PM2.5。如2013年5月15日的《2012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中,就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人权保障方面,提到“细颗粒物(PM2.5)被纳入空气质量常规监测指标使公民享有的清洁生活环境权益进一步得到保障”。使受众更深层次的认识和理解PM2. 5问题。

  气候传播是以寻求解决问题的方式为最终目标。在PM2.5问题的解决过程中,新闻媒体,特别是主流新闻媒体扮演着沟通者的重要角色,是政府和受众间的枢纽。

  一方面,《人民日报》通过呈现来自党政机关的官方表达,及有关解决PM2.5问题的政策的报道,使公众了解并理解政府的决策,在PM2.5传播中起到了信息沟通的作用;同时,通过受众的意见表达,为政府了解和把握公众在PM2.5问题方面的认知状况及其应对问题的态度提供了条件。

  以PM2.5的数据监测情况为例,有关PM2.5监测情况的报道共54篇,在以PM2.5为主要报道对象的文章中,占到56.8%。其中,既有像《发布点位从2个增至10个 上海今起全面发布PM2.5数据》(2013年1月29日)等报道政府采取的相关措施;也有让普通受众“发声”,表达自身对PM2.5监测的意见的报道(如2012年3月9日《灰霾天气多发,一些城市居民自己动手,监测身边的空气质量 民间自测空气有必要吗》)。这不仅有助于让受众了解相关情况,推动政策更好的实施;也为受众提供了意见表达的“舆论场”,肩负起媒体的监督功能,从而推动PM2.5数据公开的制度化进程。

  根据以上关于消息源的分析,过度集中的采用“党政机关”的消息源,一定程度上是由过多的政策宣传造成的,也是其政治角色赋予的责任。而过度的政治倾向将这一公共事件演化成政治事件,把解决问题的主体更多倾向于政府,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社会公众解决这一问题的积极性。

  其次题材类型上集中于“政策实施”,仅次于数据监测。形式主要集中在对政策的告知和解读上,如《珠三角地区月内公布PM2.5值》(2012.3.6)、《治理PM2.5列北京为民办实事之首》(2013.5.10);重在政策的实施情况,忽视了对实施结果的报道。

  PM2.5不仅是重要的政治议题,更是一个涉及多领域的复杂问题。因此,媒体需要拓宽报道范围、消息来源,才能多角度、多方位阐释问题,更好地把握报道的平衡性、客观性。

  地域上,报道主要集中在北京的。呈现出采集新闻以政治中心为重点的结构。作为全国性的国家级报刊,《人民日报》应拓宽报道领域,较为全面客观的反应问题。

  由2012年到2013年上半年关于题材类型的统计可得,内容虽走向多元,但也逐渐呈现出以“重在剖析原因和解决方法,弱化PM2.5的影响”的结构,比如在《应对气候变化报告中》提到PM2.5对经济的影响和处理污染上借鉴国际经验,这方面都鲜有提及。长此以往,可能对PM2.5问题探讨的深度和广度造成一定局限。

  综上,在PM2.5传播中,《人民日报》主要扮演了议题设置者、知识建构者、应对问题的沟通者等角色,作为具有独特政治属性的大众媒体,《人民日报》虽在传播中较明显的政治化倾向、结构的固定化体现了角色定位的不足,但是其正在努力完善自身在PM2.5传播中的角色定位,更好地承担在气候传播中的责任。

  王伟光, 郑国光. 气候变化绿皮书: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13)[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246.

  郑保卫,李玉洁.论新闻媒体在气候传播中的角色定位及策略方法.现代传播[J],2010(11)8. 郑保卫,宫兆轩.从德班气候大会看中国气候传播与环保形象建构[J].对外传播.2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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